计划生育的反噬

 驾驭美好   2024-11-15 10:53   210 人阅读  0 条评论

前言

中国自1978年至2001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和应对资源分配及经济发展压力,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于1982年将其定为基本国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中国逐步调整生育政策,2001年实施“双独二胎”政策,2013年放宽至“单独两孩”政策。

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结束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2021年,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如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以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近年来,中国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提高扣除标准;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增加产假天数和生育津贴支付期限;设立配偶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等。

2022年,中国人口新生儿数据首次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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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2003年4月份的某省报纸)


中国 2024 年生育成本报告


生育成本高位,育龄家庭负担日剧加重

2024 年,中国生育成本依然处于高位,对育龄家庭构成了沉重负担。生育成本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直接费用,以及后续养育和教育孩子所需的长期支出。

从怀孕开始,各项费用便接踵而至,如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以及备孕用品等,这些费用估算平均支出约为1万元(医保报销后)。分娩和坐月子期间,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的费用等,平均支出约为1.5万元(医保报销后)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消费性支出占据了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其中,食品、衣物、居住、日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等支出贯穿始终。教育支出更是重中之重,包括保姆费、托儿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学习所用交通费、择校费、在校伙食住宿费、课外辅导费等诸多方面。

0-2岁婴幼儿阶段,孩子虽无需烟酒和通信支出,但奶粉和尿布支出较多。假设其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平均每年为24538元,三年共73614元。3-5岁幼儿园阶段,在人均消费支出基础上,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每年12000元)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支出,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36538元,三年共109614元。6-14岁义务教育阶段,考虑到教育成本较高,在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已含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469元)基础上,再加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469元,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7007元,九年共243063元。15-17岁高中阶段,因非义务教育且部分学生住校,在6-14岁养育成本基础上每年再加2000元,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9007元,三年共870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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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312元,即约53.8万元。

在中国,虽然法律规定18岁为成年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已满18岁的子女,但实际上大多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依靠父母支付,因此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也是家庭养育孩子总支出的重要部分。

公立大学学费一般为每学年5000-8000元,个别专业(如艺术、音乐表演等)每学年8000到10000元;民办大学学费则较高,一般为每学年1.2万- 2万元。住宿费方面,每学年大约在1000-2000元。本报告在估算时,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平均每学年学费按1万元计算,住宿费按每年1500元计算。生活费按每月2000元计算,那么大学本科期间每年的养育成本为:学费10000元+住宿费1500元+生活费24000元(2000元/月×12个月)=35500元,四年共142000元。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80312元,即约68万元。(注意:以上算法均为城乡平均成本)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养育成本存在显著差距。2022年,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6.7万元,而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6.5万元。这种差距在各个成长阶段均有所体现,且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按收入水平区分,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6万元,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约为28.2万元,中间收入组家庭约为44.7万元,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约为69.2万元,高收入组家庭则高达131.5万元。高收入家庭在孩子的教育、生活品质提升等方面往往投入更多,而低收入家庭则受限于经济条件,在满足孩子基本需求的同时,难以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对于不同孩次,养育成本也有所不同。以美国农业部调查报告为参考,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相对较高,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相对较低,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更低。

在中国,城镇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66.7万元,二孩为52.5万元,三孩为39.9万元;农村一孩平均养育成本为46.3万元,二孩为36.5万元,三孩为27.7万元。二孩、三孩家庭在一些方面可节省开支,如二孩部分衣物可使用一孩旧物、幼时可共用房间等,但随着孩子成长,教育等费用仍需分别支付。

高额的生育成本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家庭而言,经济负担成为制约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许多家庭在面对高昂的养育费用时,不得不权衡生育计划,甚至放弃生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需要在各个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这使得一些家庭在经济上承受巨大压力,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可能会因生育而陷入经济困境。

在社会层面,低生育意愿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这将对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挑战。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动力,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更大压力,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逐渐凸显。此外,长期的低生育率还可能影响社会创新能力和活力,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生育成本也处于较高水平。将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达到了6.3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澳大利亚为2.08倍,法国为2.24倍,瑞典为2.91倍,德国为3.64倍,美国为4.11倍,日本为4.26倍。较高的生育成本与较低的生育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如韩国生育率极低,其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79倍。这表明生育成本对生育率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在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成本这一关键因素。


中国的出生率,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近年来,中国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愈发严峻。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持续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已不足2016年的一半,这种下降速度令人担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3,远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1.5,这表明中国已处于低生育率水平行列。

经济压力堆高养育成本

现代社会中,经济压力是影响出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极高,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约为68万元。在大城市,如上海和北京,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更是高达101万元和93.6万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如此高昂的养育成本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购房、教育、医疗等各项费用的支出,使得家庭在考虑生育时不得不谨慎权衡经济能力。

社会竞争迫使生活方式转变

社会竞争的加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职场压力,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他们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和自我提升。在追求个人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生育往往被视为一种负担,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和个人生活品质,生育意愿相对降低。

婚姻观念促使传统家庭结构淡化

婚姻观念的变化也对出生率产生了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更加多元化,非婚生育在一些国家较为普遍,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同时,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年轻人更加独立,对传统家庭模式的依赖减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意愿。

人口结构进一步加剧老龄化问题

出生率持续下降将导致人口结构失衡,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增加,老龄化问题加剧。这会给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养老金、医疗资源等方面的需求将不断增长,而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可能导致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减少。在长期,这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劳动力短缺,企业用工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同时,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模式可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低出生率还可能对社会文化和民族传承产生影响。人口数量的减少可能导致文化传承面临挑战,一些传统文化习俗、语言等可能因缺乏传承者而逐渐消失。从民族角度看,人口规模的下降可能影响民族的发展和繁荣。

面对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状,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政府已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如部分地区发放育儿补贴等,但目前力度还远远不够。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多个方面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如提供更多育儿福利、税收优惠、教育资源均衡化等。同时,社会也需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的文化氛围,改变人们对生育的观念,让生育成为一种更加积极的选择。然而,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复旦教授梁永安

“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几年”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提出 “有条件的年轻人毕业后可以考虑啃几年老”,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在当下社会,年轻人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就业形势严峻、学历挤压严重等。传统的 “社会时钟” 迫使年轻人毕业后迅速进入工作、结婚生子的轨道,但这种模式可能导致他们在没有充分自我探索的情况下,匆忙做出人生选择。

此观点中的 “啃老” 并非指年轻人追求安逸、不劳而获,而是在大学毕业后,不急于投入工作,给自己两三年时间慢下来。这期间,年轻人可以探索自我,深入了解自己的兴趣、才华和潜力所在;理解世界的多样性,拓宽视野,认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这是一种对人生长远发展的投资,有助于年轻人避免因过早局限于不喜欢的工作而产生职业倦怠,从而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走得更远。

“啃老” 并非适用于所有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家庭经济能力是重要方面,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无法支持孩子自由探索,那么年轻人应先考虑就业,在工作中寻找自我发展机会,此时 “啃老” 可能涉及代际伦理和道德问题。同时,年轻人自身的未来规划意识和心理成熟度也至关重要。有明确目标和积极探索心态的年轻人,更能利用好这段时间实现自我成长;反之,可能会浪费宝贵时间。

对于年轻人个体而言,这两三年的探索期能够帮助他们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尝试不同的事情,发现自己的天赋和兴趣点,避免在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上盲目奔波。这种自我探索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适应能力,使他们在未来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从容自信,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当他们有机会充分探索自我,挖掘潜力时,更有可能在未来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他们可能会在探索过程中发现新的社会需求、创新点和发展机遇,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创新。例如,在一些新兴领域,年轻人凭借独特的视角和创造力,能够开拓新的事业,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此观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突破传统思维的有益建议,有助于年轻人避免过早陷入平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为人生创造更多可能性。然而,也有人担忧这可能会被部分年轻人误解为逃避工作、消极躺平的借口,或者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实际上,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年轻人通过合理利用家庭支持,进行积极的自我探索,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中国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


中国年轻人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得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许多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极高,年轻人即便努力工作,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拥有自己的住房。教育费用也不断攀升,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种辅导班、择校费等支出让家庭不堪重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学历贬值现象严重,为了获得一份稳定且收入可观的工作,年轻人不得不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历和技能,但即使如此,仍面临就业机会有限、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

传统的社会期望如早日结婚生子、安定下来,与年轻人追求个人事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年轻人渴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实现个人理想,但社会时钟的压力迫使他们在未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做出人生选择。这种冲突导致许多年轻人内心焦虑、迷茫,在满足社会期望和追求个人梦想之间艰难抉择。

现代工作节奏快、强度大,年轻人为了在职场中站稳脚跟,常常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时间过长,导致生活失衡。他们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休闲、社交和自我提升,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年轻人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对生活失去热情,幸福感下降。

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未来又会在哪里呢?兴许,及时行乐会逐渐成为他们最“清醒”的无奈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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