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行了解读，提到“推进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是过去十几年来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本质是市场和国有的争论。在新世纪初刚刚加入WTO的时候，本着学习先进经验的目的，当然也确实存在利益影响，当时各个领域都在推行市场化，注意当时的市场化更像是市场万能论，只要发现哪个领域、哪个环节没有完全市场化，就认为有问题，必须改。典型的比如我在《“国运”背后，是多少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提到的国家电网改革。2002年最初方案就是要逐步将国家电网分拆，从一张网拆成两张网再拆成五个地区网，然后加强市场化竞争，有点类似于美国电网目前的状态，各个州都有自己的电网。后来抓住了西部大开发、特高压电网建设还有新能源发展，从下到上从实操层面否定了电网环节的市场化，改为国有垄断。随着过去十几年的实践，尤其是2008年以后，越来越发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带来的麻烦并不比计划经济的问题小，恒大就是典型，但实际上民营企业中恒大已经是比较规范的，只是资本逐利，加上激进的经营方式撞上了房地产底层逻辑的变化，而期待的“大而不能倒”也并没有成真，这才把盖子掀开了。诸如互联网公司借助垄断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也证明市场化也并不能避免垄断，甚至因为市场化，国家干预难度也更大。自然就开始了纠偏，仍然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但是不再唯市场论，而是思考到底哪些领域并不适合市场化，从根本目的和实际效果出发进行调整。比如2020年5月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提到“提高自然垄断行业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也就说是，国有会垄断，市场也会垄断，垄断并不是绝对负面的，关键是看垄断与否带来的结果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如果垄断并没有获得超额利润，反而效率更高了，那也是可行的，没有必要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市场、国有，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人和国家的发展，不能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想清楚并且开始落实，背后是十几年的教训。然后又有了2023年11月深改委三次会议的《关于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本周三中会议也再次强调“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这一步很难，而且到现在仍然有极大的反对声，反对者主要是唯市场派，核心主张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到底是市场化太深带来的，还是市场化不足带来的？这也是中国思想界、经济界等等各界激烈讨论的问题，反对者认为就是因为国家总是想着保留国有化，不全面深入彻底的市场化，这才导致出现了问题，不能把市场化不足导致的问题，怪在市场失灵身上，而是应该顶着问题继续市场化，当市场化深度突破一个界限，问题就解决了。我的观点是，有的领域应该市场化但是市场化不足，比如金融行业市场化严重不足，这才有了大量套利的空间；有的领域市场化过度，反而需要收一收。但一定要摒弃市场万能论调，毕竟全世界哪里有完全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也不是啊，而且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点不比中国少，最起码现在全球扛起自由经济大旗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上面谈的问题，直接反映在网络上经常出现的两大争论：“与民争利”和“国进民退”，最近又有很多声音开始拿这两点说事。但是普通老百姓凑什么热闹啊，真以为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己就能分到三瓜两枣，纯属搞不清楚网上所谓的“与民争利”“国进民退”中的“民”到底指的是谁，说白了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是这两个词说的“民”。与民争利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争论，我们当前遇到的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要回到最初的汉代盐铁论。公元前81年汉昭帝在位时，首都长安召开了一次载入史册的重磅会议“盐铁会议”，后来的《盐铁论》就是记载了这次争论。当时汉朝廷双方围绕盐铁专卖等财政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两方针锋相对的阵营：一方是丞相、御史大夫等在朝官吏组成了官方阵营，背后实际站着皇帝；另一方是60多名饱读经书的贤良、文学之士组成的民间阵营。当时汉朝官方阵营认为需要扩大国家财政支出，更加积极的干预经济和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军队建设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对内搞国家大工程治水减灾，因此从征收便利性和规模上，当然要搞盐铁国家专营。汉朝民间阵营认为这就是在与民争利，要求国家降低财政支出，认为保护国家不应该靠军队建设，而应该通过德治和教化去实现对外和平和对内治理，这也写在了《盐铁论-第44篇诛秦》，这一段的官方大夫与民间文学的争论特别有意思。官方大夫说：“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不征备，则暴害不息”，要求发展军备。民间文学则反驳“周累世积德，天下莫不愿以为君，故不劳而王，恩施由近而远，而蛮、貊自至。秦任战胜以并天下，小海内而贪胡、越之地，使蒙恬击胡，取河南以为新秦，而忘其故秦，筑长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大概意思是周修德行所以周边蛮夷敬仰敬服，而秦修长城、武力进攻胡人，最后灭亡了。《盐铁论》这本书强推，现在争执的很多问题，2千多年前就说的很清楚了，全书59篇，把各方辩论完整记录，堪称空前绝后的奇书，尤其可贵的是，我们有2千年的后来者视角，很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也就更能够抓住本质，看完之后，对于当前很多争论也就更容易看破本质。注意民间贤良文学们，反对的关键理由就是“与民争利”，但是这个“民”真以为指的是亿万普通民众？汉代的普通老百姓饭都未必吃得饱，还有什么值得被争的？民间贤良文学反对盐铁这类暴利资源型商品由国家垄断，主要反对意见有四：一是破坏了国家的道德和农耕基础，跟反对国家对工商业征税的理由类似，要求国家以农耕为本；二是伤害了老百姓，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三是超出国家管理能力，国家此前没有进行过盐铁专营，各级政府没有实践能力。第四点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直到2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反对国有、要求市场化的一个核心论点，也得到了非常多的赞同。第四点认为盐铁由民间经营转为国家垄断，实际是肥了权贵阶层，而权贵也就是朝廷的官员，相比民间经营者，更破坏国家稳定。当然，后来到底是哪一方更破坏国家稳定，又或者两方各有各的问题，就见仁见智了，要注意历史记载并不是真相，要更加深入。比如明后期《五人墓碑记》记述五位义士因支持被捕的东林党人而惨遭杀害，其实背后核心问题是晚明财税问题，拥有大量财富的民间豪贵，抗拒向国家纳税，于是明亡之后，满清用刑具和屠刀压榨出了巨额财富，不知道临死之际的东林党和背后的豪族，会不会后悔当时抗税呢？总之，不能停留在表面，真的把表面理由当成实际，而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确实由于古代国家治理能力很低，所谓皇权不下县，所以诸如王安石青苗法改革很快就被官吏滥用为更加压榨百姓；但反过来，民间贤良文学也不是什么善茬，贤良文学是汉代选拔读书人做官的途径而已，也就是“举贤良”，在当时能够读书并且能够被地方官员看到举荐的，怎么可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贤良文学基本来自于世家豪族大地主，这些人以及背靠他们的恰恰就是所谓的盐铁民间经营者，中国历朝历代，单算国家税收其实并不高，关键就是这些民间经营者以及背后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层层加压。在整个《盐铁论》全篇，民间贤良文学都是拿老百姓说事，要求国家体恤民生，但是纵观过去2千多年，世家豪族地主真的有资格这么说吗？大家可以自己思考。只需要注意一点，“与民争利”里的民，实际是这些世家豪族地主以及掌握盐铁这类暴利资源的民间经营者，老百姓不过是一个放在明面的由头罢了。当然这几年也有很多声音，说汉代采取盐铁专营后，搞得民不聊生，这要分析哪些是治理能力不足和政策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哪些是利益相关。回到今天，目前市场派对于能源、铁路这类自然垄断非常不满，对于国企的存在也口诛笔伐，批评的问题当然有道理。自己的利益，到底怎样才能得到更好地维护？市场化，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利弊几何？还可以效仿市场派的质疑，思考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生活成本压力问题，哪些来自于市场化不足，哪些来自于市场化过深？注意凡是不能解决后代继承的，都属于普通老百姓，包括部分有几千万乃至上亿净资产刚刚实现财富自由但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我绝不是反对市场化，我坚定支持市场化，反对的是市场万能论，支持国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尤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国有经济，而不是反过来，如果一国经济主体是私有的，作为老百姓凭什么要求人家私人企业考虑民众利益？比如巴西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一开始高度私有化、国际化，大量财富到了私人和国际资本手中，堂堂粮食和牛肉出口大国，本国国民竟然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再想想一个尖锐问题，比如招商银行每年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看看高净值人群占有的财富，与大众平均占有的财富，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当然招商银行的高净值客户本就有所筛选，因此不代表社会真实财富差距。
但是富人跟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统计年鉴“1-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例和效益指标”公布，基尼系数已经多年在0.47左右。
按照国际标准（西方标准），基尼系数在0.4-0.5属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大于0.5属于差距悬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基尼系数比中国低的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如中国，而且可以明显发现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远大于中国。比如印度基尼系数才0.35左右，韩国0.3多点，日本0.25左右，但是众所周知印度、韩国、日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有多严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数值上跟美国差不多，但是扪心自问，中美两国普通民众与富人的生活差距，到底哪个更大？想想看，为什么有钱人更想去美国？其实原因很简单，西方的很多指标，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有极为强大的国有经济兜底，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薄弱的一部分。就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来说，当然中国现在比重太低，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但反过来作为后发国家，当然要投入更多钱用于投资，但居民生活水平仍然快速提高，一般城市生活水平已经超过欧洲发达国家。关键就在于投资的相当大部分投入了国有经济，而国有经济极大平抑了必需的生活成本，这些福利是由全民共享，如果把这一部分折算进基尼系数，对基尼系数进行改造，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要比现在低得多。比如铁路、水、电、燃气等等，就拿电来说，中国是全世界极为罕见的电价倒挂，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工商业用电价格低于民电，因为大规模用电大大降低了用电成本，电力企业也希望通过电价优惠稳住大客户。但是在中国，一方面国家压制电价，另一方面要求工商业用电补贴民电。如果要在电力上学习西方以及大多数国家的市场化经验，那民电起码要翻倍才行。在市场化情况下，说的直白点，适度的“与民争利”，反而降低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比如正在推进的医药集采，就是典型的“与民争利”，这个民，是“民间经营者（资本持有者）”，不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