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6700字，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一）混乱不堪，令人啼笑皆非的罗马历
（二）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历法一脉相传
（三）崇祯历书，汤若望中国传教敲门砖
（四）命运多舛，传统农历近代惨遭废除
（一）混乱不堪，令人啼笑皆非的罗马历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过年期间要主打喜庆祥和，不愉快的事情不说。现在过了元宵节，年正式过完了，蛋总也要开喷了，说点不吐不快的事情。
我发现某些反动文人太猖獗了，毁灭起中华文化来不遗余力。最近我观察的论调，说农历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帮我们编制的，还说是春节是洋节。
其实这种论调不值一驳，作为一个全球最典型的农耕文明代表，农业生产严重依赖于天时，有很强的周期性。因此我们的古人在上万年前已经把天空读了个滚瓜烂熟。
中国传统的农历，最大特点是阴阳合历，既照顾了太阳的活动周期，也照顾了月亮的活动规律，既不是单纯的阳历，也不是单纯的阴历。
正因为阴阳合历，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的跟阴历有关（春节、元宵节、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有的跟阳历有关（寒食、清明、冬至、夏至）等。
中国的阴阳合历，最大程度照顾了百姓生活和农业生产。古代普通百姓最简单最方便的计时工具，那就是日月星辰，什么红日初升，什么日上三杆，什么烈日当头、什么斗转星移。
古代普通百姓记日期，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抬头看月亮，根据月相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正如：“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也根据月亮位置估算出大致时辰。
潮汐规律也跟阴历完全吻合。在海边的群众，也可以根据阴历或月相，判断出退涨潮的大致时间，以便安排生活生产。
为了照顾农业生产，我们又把一个太阳回归年均分为24个等分，设置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个节气，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年四季的气温、降雨和物候。
如果只靠阳历，没有阴历相互佐证的话，过不了多久就过糊涂了，搞不清几月几号了。实际上源自于西方的现行公历名义上把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12个月，其实跟“月”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划分也没道理啊，凭什么有的月28天，有的月31天呢？据说很主观，传说古罗马二月是集中判刑月、集中处决犯人，所以人们觉得不吉利，尽量把2月弄小一点。
其次，据说是因为屋大维当上罗马皇帝之后，为了与凯撒平起平坐，把自己生日所在的8月也改为31天（凯撒7月份出生），因此必须从别的月份扣一天，所以2月又倒霉了。
古罗马的历法其实是很落后的、很混乱的，毫无规律可言，既不是阳历，也不是阴历，一年十个月，其中六个月30天，四个月31天，一年304天。
既不照顾阴晴圆缺，也不照顾四季变化，简直是脑残历法，过日子非得过精神分裂了不成，生日一会儿在夏天，一会儿在冬天的。就这，罗马人竟然在混乱中忍受了一百多年。
所以千万不要问古罗马人年龄，因为他自己也数不清。即便是他知道，他不能说虚度几个春秋。他回答了几岁，我们还得折算成月，才能折算成我们文化意义中的年龄。他的60岁，相当于我们的50岁。
后来罗马领袖庞培留斯进行了立法改革，在年头年尾各加一个月，按照月亮走，这样一年就有了355天，但又照顾不了太阳周期了，生日依旧能从夏天漂移到冬天。
罗马人又在混乱中过了几百年。为了解决季节漂移问题，罗马人也开始添加闰月，但闰月的添加，靠的是罗马的神官们自行决定，有时候因为战争或其他重大活动，就忘了设置。
而且由于添加闰月的方案总是来的很突然，加上古代消息传播很不发达，导致各地日期极为混乱。这个混乱情况一直延续了凯撒当政时期。
在公元前46年，罗马人求助埃及天文学家，制订了儒略历，一年有了365天，4年置闰一天，罗马人初步过上了一年四季比较固定的日子。后来这种历法逐渐传播到了整个欧洲。
但这个历法也是问题很大的，一是废弃了阴历，二是误差没有校正机制。到了1582年，已经积累了10天的误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直接简单粗暴，删了十天。
也就是1582年的10月4日的明天，是10月15日。为了减小误差，格里历特别规定，除非能被400整除，所有的世纪年（能被100整除）都不设闰日。这就是现行公历。
（二）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历法一脉相传
中国传统历法很有自己的特色，阴阳合历，外加矫正机制。历朝历代，都要颁布历法。而且历法的制定和较准，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中国历法思路，一直是领先世界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四象的说法，也就是天空中东南西北的四大星区——东苍龙（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黑色的龟蛇）。
意思是东方的星象如一条龙，西方的星象如一只虎，南方的星象如一只大鸟，北方的星象如龟和蛇。二月二龙抬头，指的是农历的二月二，东方青龙的龙头开始从地平线上升起。
而四象的说法，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从文字上，目前能找到的出处是《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而从考古上看，2500年前的曾侯乙墓东室的一件漆箱盖上，环绕中心的大“斗”字，有一圈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称，箱盖两端绘有青龙、白虎的图像。
曾侯乙墓发掘9年之后，濮阳的西水坡又发现了一处6500年前的古墓遗址。墓主人两侧又有了惊人发现，墓中有用蚌壳摆成的北斗、东苍龙、西白虎等星宿图案。
这些图形明确地标出了“子午线”和“卯酉线”；且清晰地显示出了东宫“心宿”即“大火星”或叫“商星”、西宫“参宿”和北斗形成的“三辰定时”系统。
两处相差4000年的考古发现惊人的一致，说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赓续不断。也说明我们的祖先，至少在6500年前已经把天空观察得细致入微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常用这句话表示时间的宝贵。但是光阴论上寸，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诗人王贞白的诗句：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为什么时间论上寸了呢？因为中国古代用圭表（后来有日晷）计时，也就是一根直立的木杆或石柱，然后根据影子的长短来测量时间。
而山西尧都陶寺遗址（距今约4200年）出土的观象台和圭尺，不仅仅可以测时间，还可以根据中午时分的影长，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二十多个节气。
成年累月的观察日影，最大意义是可以确定冬至夏至的规律，然后确定太阳的运行规律。两个冬至或两个夏至之间，就是一个回归年。
这个考古发现与《尚书》中的《尧典》的记载吻合。《尧典》还记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意思是一年有366天，然后还要加上闰月调整四季的节气与时间。
不要担心一年366天会发生时间和季节上的飘逸，因为中国古人会对表，也就是通过观影测定冬至和夏至这两个节点，尤其是冬至。说一千道一万卡点卡好了，时间就不会漂移。
实际上中国人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认识，还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双墩遗址，“二绳”（子午线和卯酉线）和“亜”字形图案已经多见，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夏朝时，中国就有了正式而科学的立法，所以农历又叫做夏历。只不过年代久远，具体规则的原始材料已经佚失，现在只能从一些古籍上间接了解一些内容。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则留下了大量天文观测的记录。商人也已经有了成熟的历法，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人已经非常熟练应用天干地支计时了。
根据易经记载，殷商采用阴阳合历（又称殷历），月按照月亮的朔望周期，每月初一肯定是初见新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为了照顾太阳回归年周期，采用加置闰月的方法，与现在的农历基本一致。
周朝更是人才济济，周公本身就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文武全才。据《周礼》记载，在营建东都时，周公垒土圭（guī）、立木表，观测日影。
他经测定认为，河南登封市嵩山之下的告成镇为“天地之中”，所以周公测景台就立于此处。周公通过它制定历法，并根据各地夏至时的日影长度来确定“诸侯受封土地的疆界”。
周朝的历法，依然采用阴阳合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只不过周朝把正月提前到了现在的农历十一月。
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比较固定了，因为古人已经把太阳回归年精确到了365天又1/4天（四分之一天），与现代科技的精确测量结果——365.2422十分接近了。
同时我们的古人也在观察月球，春秋末期已经把月亮的周期精确到了29.5308天，与现代科技测量的结果29.5306相差无几。
为了让阴历的年和阳历的年对上，古人确定了19年置7闰的规则。这也意味着每隔19年，阴历阳历会完全重合，周而复始。
由于这种历法把回归年精确到了四分之一天，所以这叫做四分历。这种历法，在当时世界天文历法中居于领先地位，比罗马的儒略历早了500多年。
但是四分历有个问题，置闰方法与季节的更替、变化不相适应，纪月对农业生产没有实际的指导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下令“议造汉历”，也就是修订历法。
当时的20多位天文精英，提供了18种修改方案，最终确定了天文学家邓平的方案。这个方案，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编入了历法，且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同时还修改了置闰规则，那就是在没有12个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的月份置闰月。
这种历法叫做太初历。太初历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为合理，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将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很准。
南朝时期，天文学家虞喜在世界天文学史上首次发现“岁差”现象，也就是在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存在两个明显周期，分别为回归年和恒星年。
祖冲之将这一研究成果应用于历法的修订，编订出“大明历”，这部历法推算出的历年长度是365.24281481日，与近代天文学计算出的“回归年”长度仅差46秒。
同时，祖冲之还提出以391年为一周期，其间设置144个闰月的置闰周期，这使得农历历年的长度更加接近“回归年”。
北齐有位非常牛的天文学家叫做张子信，他躲到海岛上30多年，用浑天仪观测日月星辰，发现了太阳和五大行星运动速度不均匀问题，比开普勒早了一千多年。
南北朝的天文研究，给隋朝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隋朝有专门的天文观测机构，使得天文观察更加规范和系统。在前人和观测的基础上，隋朝编制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大业历。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设立了太史局负责天文观测，这个机构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员，他们的职责就是观测天文（夜观天象）、修订历法。
开元年间，有个天文学家僧一行，他不仅编制了世界上最精密的《大衍历》。他还在大唐境内设置了12个天文台，在世界上首次测出了子午线的长度。
宋朝的《统天历》，已经把太阳回归年精确为365.2425日（现代天文测定为365.2422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欧洲著名的《格里历》，即当今世界通行的公历，比《统天历》晚了383年。
元朝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精准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最先进的，且也是阴阳合历，也比欧洲人确立的现行公历《格里历》早302年，并一直沿用到了清初。
（三）崇祯历书，汤若望中国传教敲门砖
清朝初年，就不得不提这个汤若望了。《授时历》沿用到了明朝末年（明朝改名为《大统历》），误差累计逐渐变大，就好像手表一样，对于日月食的预测出现了偏差。
在封建王朝，日月食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天象。发生日食，说明帝王失德；发生月食，说明国家刑律混乱。一旦发生日月食，皇上必须采取措施纠正过失。
也因此，预测日月食是封建王朝很重要的事情，要提前安排祈祷活动。汉代，日月食可以确定在某一天；唐代时，可以把误差控制在几小时内，元明时期，误差可以控制在一刻至两刻左右。
刚才说了，明朝沿用元朝的授时历，到崇祯年间此时授时历已经颁布350年左右了，对日食的推测误差越来越大，有多大呢？
根据《大统历法通轨》所做的统计，月食误差从最初的一刻两刻，逐渐增加到了两刻甚至三刻。日食的误差也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不只是蛋总，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真么认为。1584年9月13日，利玛窦在寄回国的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已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和月食。
正因为郭守敬的《授时历》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明朝在修历的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绝大多数人对修历没有信心：“历至授时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此外，明末的钦天监天文和计算水平还是拖后腿的，因为钦天监工作的特殊性，相当一部分人员是世袭的，即便是民间举荐，徇私舞弊现象也极为严重。
明末党争严重，钦天监常常沦为政斗工具，人员变动频繁，也影响了业务能力。且明朝禁止民间擅自研究历法天文，也导致了民间人才的断层（制订历法和颁布历法是皇权的象征）。
其实我觉得，明末封建统治者对历法的要求，已经偏离了初衷，不是为了计时，也不是为了方便生活生产，而是为了占卜，预测日月食。
而这时，西方的天文学开始了突飞猛进，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计算方法，亦或是观测仪器都开始领先于明朝，在天文观测、天文计算尤其是日月食的预测上占据了优势。
1629年崇祯命学贯中西的徐光启负责修历（徐光启去世后由李天经负责），先后几十人参与其中，徐光启邀请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瑞士传教士邓玉函、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等人来帮忙。
1634年《崇祯历书》完成编制，但没有立刻实施，1643年崇祯终于下令开始实施，结果大明很快就亡了。这是一部历法，也是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成就的著作。
明朝灭亡后，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据为己有，删改后连同他的望远镜献给了清政府，换取了清政府钦天监监正的位置（加太常寺少卿衔）。1644年，多尔衮定名为《时宪历》，并予以颁行。
我认为，无论是徐光启、崇祯还是顺治，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态度都是值得赞赏的。但必须要注意，利玛窦、汤若望这种人，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科技只是敲门砖。
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
顺治十五年（1658年），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引起了不少清政府官员学者的警惕，最终引发了一场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汤若望被判凌迟，罪名包括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几乎同时，京师发生地震，朝廷上下陷入恐慌，汤若望在孝庄的授意下遇赦。
康熙八年（1669年），除掉鳌拜之后的康熙为汤若望进行了平反，并在康熙九年（1670年）恢复使用了由汤若望等人编写的《时宪历》。
这个《时宪历》，其实依然跟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历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阴阳合历，都有二十四节气、都有干支计时、重大节日纪念日、日落日出时刻表、以及每日风水宜忌等。
《时宪历》和《授时历》相比，不同的是使用了定气法，但这个也不是首创，唐朝已经有数学家提出了用定气法计算二十四节气日期和时间了。
《时宪历》的确用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计算方法，使得日月食、日出日落时刻更加精准，但这与中国历法的思路、优点和精髓不冲突。
还需要注意，《时宪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后续清朝的钦天监又多次进行了算法上的修正。清朝灭亡后，孙中山宣布采用公元纪年，但没有废除传统历法，而是改做夏历。
（四）大跌眼镜，民国政府废除传统农历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设立了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从1929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次《国民历》，地位也等于清朝的《时宪书》。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国民政府认为农历属于中国文化里的糟粕，打算直接把它禁掉。甚至直接颁布命令，要求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准按照农历日期过节日，尤其是农历新年。
1929年的春节，有一位国民党党员仅仅因为讲了“恭喜发财”四个字，就被罚在孙中山雕像面前罚站。所以《国民历》里面只写格里历的日期，不写农历日期。
新中国成立后，接管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此基础上成立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用来进行天文观测、农历编纂，每一年会发行《日历资料》。
其《日历资料》中，会刊载一个格里历年份里面每一天的格里历日期、农历日期、星期、二十四节气时刻表、朔望弦晦月相时刻表、以及日月食预报。
至于节气、月相、日月食时刻表的计算方法，也沿用前人的理念，与时俱进，时刻学习最先进的天文计算方法，并且以东经120°平太阳时作为时标。
2017年，紫金山天文台编制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作为国家标准，向全国颁布。这套标准规定，任何个人和机构在中国大陆发行的日历产品中，必须同时有格里历和农历两套日期，也必须标注二十四节气。
这套标准保证了农历编算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并有效维护了农历作为国家历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就是正式承认了农历作为国家官方历法的地位。
苹果系统和微软Window系统自带的日历，以前是没有中国的农历的，但现在在中国销售的产品，都已经成了标配了。
由此可以看出，上万年的中国历法，核心宗旨和历法思路没有变（阴阳协调、服务生活和生产），基本依据也没有变（依靠天文观测），但计算方法一直在与时俱进，一直在更为精准。
说我们现在的农历是汤若望所赐，说我们的春节洋味十足，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历史虚无主义，其目的是否定中华文化，否定中国人的努力和智慧，进而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写这样文章的文人，只能是反动文人，因为没有这样愚蠢的人，他们只是单纯的坏。但凡稍微做一点功课，就能知道中华传统历法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一脉相承、赓续不断的。
